瓦格纳不但是个音乐家、作家，还是个社会革命家。这一点为他的一生增添了许多有趣的色彩，也使他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。严格说来，瓦格纳是个“半截子革命家”，因为他后半生接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，变成了一个文化悲观主义者，接受巴伐利亚国王的经济资助，变成了一个为君主政体出谋划策的“师爷”。
瓦格纳在莱比锡九年制学校读书时，法国爆发了1830年7月革命，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被推翻。受其影响，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发生了革命运动。莱比锡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民主主义者举行暴动，年仅17岁的瓦格纳，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，“一下子成了革命者，并坚信任何一个称得上有抱负的人都应从事政治活动。”从那以后，他开始创作具有政治内容的音响作品，如讴歌波兰独立运动的《波兰序曲》，表现向往英国民主制，影射俄国、奥地利、普鲁士神圣同盟的《不列颠序曲》等。他十分推崇被推为“青年德意志”的文学运动，是其领袖人物路德维希·伯尔内的崇拜者。他热情地致力于用艺术为德国民族发展的政治任务服务，政治上反对小邦国的封建专制与分裂及梅特涅的封建复辟制度，艺术上反对所谓的“非政治化美学”，反对“艺术与政治分家”的主张。总之，正如德国瓦格纳专家汉斯·马耶尔教授所说：“在那些年月里，瓦格纳成了一个典型的德国进步青年。”
这中间，瓦格纳陆续接触了费尔巴哈“爱的宗教”、普鲁东的乌托邦社会主义、施蒂纳的“反权威”和巴枯宁用暴力的“直接行动”铲除剥削阶级等哲学、社会革命学说，逐渐成了一个具有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倾向的社会革命家。当欧洲爆发1848年革命的时候，瓦格纳顺理成章地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。当时已经是萨克森皇家乐队队长的瓦格纳参加了1849年的德雷斯顿五月起义。他在一份题为《革命》的传单中声称，“我要粉碎权威者、法律和私有财产的势力。个人的意志是人的主宰……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才是神圣的，没有比他更高的东西。”“我要摧毁事物的现有秩序，正是它把人类分成敌对民众，分成强者和弱者，分成有权的人和无权的人，分成富人和穷人，因为它只能使一切人不幸……我要摧毁事物的现有秩序，正是它使享乐与劳动分离开来，把劳动变成了负担，把享乐变成了罪恶，正是它通过贫困使一个人遭受不幸，通过富裕使另一个人遭受不幸。”这些话在瓦格纳的文献中，达到了他的革命思想的顶峰。在此前后创作的歌剧和文艺理论著作，也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政治态度。如《黎恩济》描写罗马民众在黎恩济领导下驱逐贵族；《罗恩格林》反映现实政治生活中反动与进步的对立，表达了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及抵御外侮、捍卫民族统一的思想；《尼贝龙根指环》寓意深刻地表达了对资本主义金钱统治罪恶的批判。这些作品中的自由思想、爱国主义，与那些模糊的政治观念、抽象的社会改革思想和种种乌托邦幻想一起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社会革命家瓦格纳的精神面貌，表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艺术家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的认识。
德累斯顿五月起义失败后，瓦格纳遭到通缉，他在音乐家李斯特资助下，流亡到瑞士苏黎世。在那里他以极大的热情，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活动进行了哲学思考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，连续撰写了《艺术与革命》、《未来的艺术作品》和三卷本的《歌剧与戏剧》等文化评论和艺术理论著作。这些著作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是艺术与革命，它们依然充满了革命的豪情，充满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，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对艺术的玷污和敌视艺术的本质。这些著作表明瓦格纳在流亡初期仍是一个主观上要求进步的艺术家、社会批判家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家。
但没过多久（通常人们认为是从1854年起）瓦格纳便从一个共和派变成了君主派；从费尔巴哈的信徒变成了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崇拜者；从鼓吹和宣传革命的人变成了宣传沙文主义、宗教神秘思想甚至戈比诺反动种族理论的人；他脱离了革命同伴，成了贵族和资本家的座上客，从革命者变成了诋毁巴黎公社、为俾斯麦德国进行辩护的人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甚至在自传《我的生平》中，广泛地篡改和忏悔自己早年的经历，精心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过问政治的纯艺术家。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采取如此不光彩的方式，否定自己的历史，否定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艺术成就，这在艺术史上是不多见的。
瓦格纳不论是早年的表现，还是晚年的经历，都是复杂的，是不可以用简单的是与否来对待的。德国作家托马斯·曼说正是因为瓦格纳是复杂的，他才更有吸引人的魅力。曼还说，瓦格纳的艺术是德意志民族最令人震惊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批判，它甚至能使一头外国驴子对德意志特性产生兴趣。瓦格纳的生平充满了他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内容，他一生颠沛流离，饱受折磨，既受到过宠爱，也蒙受过误解，但他最后却获得了世界性荣誉。
